注：孟晓捷，1986年生于陕西省宝鸡市。满月后由于使用庆大霉素导致双耳失聪，两岁才查出耳疾，4岁半在西安第二聋哑学校开始语言康复训练，6岁毕业。此后一直就读于西安市重点初中、高中，高考成绩优异，赴京在中国地质大学求学，继而南下赴同济大学攻读研究生，现于西安市某事业单位从事地质类科研工作。对这个世界没有太多妥协，但也不愤怒不焦躁，始终相信真善美。

序：写在前面的话

曾几何时，我的父母和你们诸位家长一样，因为我们这些让人操心的孩子，有着难以言说的伤痛和哀愁；曾几何时，我和你们的孩子一样，用着单纯善良的双眼来观察这个美好的世界，但无法对它给予心底最大的赞美与歌颂；曾几何时，也许诸位家长在半夜时分辗转反侧忧心忡忡地担忧我们的未来；曾几何时，我们孩子也能感受到我们似乎束手束脚，无法像别的孩子一样轻松的迈进这个世界，尽情的享受欢乐。现在有很多家长跟我有着接近的年龄，虽然我暂时没有结婚生子，但我也一样与诸位感同身受，我理解你们，更懂得孩子。  

工作之余，我经常思考，人在这世界上，除了生存、活着，还能否再做点什么，才能让我们不枉此生。后来我在微信上、网络上看到耳朵树，也了解到不少家长现在心急如焚，走投无路。我觉得有必要站出来，用我亲身的经历，为大家点燃希望。我不敢说我个人有多么优秀和杰出，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天外有天，想必各位家长也都有着自己不断摸爬滚打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写下这篇文章的目的，也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关注，然后我们一起共同交流探讨，再不断总结出更好的方法。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需要寻找方法，把一切悲伤转化成力量。中国的聋哑人士康复之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不断努力，我们依然任重道远。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始终做到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期待。

一

1986年11月，初冬，我的母亲已怀胎近十月。一天凌晨，羊水突然破了，全家人急急忙忙叫了辆面包车，把我们母子二人送到医院。最初家人的手忙脚乱并没有影响到我急于出来见识世界的积极性，我在某医院顺利呱呱落地。一声响亮的啼哭，让家人忘却了冬季的寒冷。我后来无数次的梦到出生的那一刻，我看着我妈妈坐在面包车里，旁边坐着我的爸爸，然后画面切换到医生抱着我走出手术室，天花板明晃晃的灯光让我不知所措，一声大哭，周围人都笑了，然后窗外的天就亮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也许在奔赴医院颠簸的那个夜晚，就注定了我们家今后的日子，不会那么一帆风顺，但命运之神始终与我们同在，正如我现在写着字，看着窗外的天，想起曾经摸索、跌倒再重新爬起的日子，想起走过无数的黑暗，心里百感交集。那时候的我们，始终对未来充满希望，现在对我们家而言，天就像那时候，开始亮了。

   1987年春。那时候，我的家乡坐落在陕西省蔡家坡，苍茫的秦岭脚下，那里有一条石头河从山中一路蜿蜒向北，途经人杰地灵的五丈塬，家喻户晓的汉乡武侯诸葛亮在此长眠，最终汇入滔滔东去的渭河，渭河河畔开满了油菜花。每每回想起童年和故乡，总是忘不掉那时的蓝天、青山、黄花以及那奔腾不息的河流。但换个角度看，充满诗意和美好的故乡，往往伴随着就是贫瘠和凋零。那时候我由于拉肚子引起发烧，治疗中注射了庆大霉素，那时交通闭塞的小地方并不知道关于这种药的副作用会来的如此猛烈，猛烈到足以改变我的一生。

   发烧痊愈后一年多的日子里，我依然充满好奇的看着周围这个世界，是那么生动和新鲜。我仍记得，爸爸妈妈有时不停的逗着我玩儿，有时教我说话，有时我在床上躺着，看着父母的朋友来家里做客，有时他们抱着我出去溜达，周围街坊邻居见了，都会捏捏我脸蛋，夸夸我长的可爱，并给我手里塞玩具。我对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就是充满了明亮和温暖。但这时始终有团疑云笼罩在我父母心上，为什么这个孩子，只会看着别人眨着眼睛，只会对着别人微笑，却始终无法学会说话。

   1988年，一张判决书般的医疗结果被硬塞进了还算坚强的爸爸手里，可是全家人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么聪明伶俐的儿子怎么会是个聋子？“双耳失聪，指数90分贝”——这证明上不多的几个字，就这么直截了当地把年仅两岁的我打进无声的深渊。医生的话整天萦绕在我妈妈的耳旁：你儿子听觉神经已经坏死，恢复听力的可能几乎为零，不要再花冤枉钱了。妈妈看着我灵动有神的小眼珠子，看着我好奇地指东指西的小手，忍不住潸然泪下。就这样，我和妈妈一起踏上了漫漫求医之路，可总是一次次地满含希望而去，又一次次地饱含失望而归，伴随着妈妈的日渐憔悴，我恢复听力的希望也一天天的更为渺茫。

二

时光缓缓流逝，我也渐渐长大。童年陪伴我时间最长的小伙伴只有院子里那一排排灌木，我在父母上班后，就一个人站在那里，一片一片的拔掉叶子，心里默默算着父母下班的时间，等着他们回来。有时一群孩子在院子里快乐的嬉戏，那场景深深的吸引了我，而当我走近时，孩子们便四散开去，“他是哑巴，不跟他玩！”几个稍大点的孩子边跑边喊。我当时对这一切没有太多的感觉，但妈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此她决定：一定要让我学会说话，不能让我永远生活在受歧视的世界里，要给我一个融入正常人世界的机会和权利。俗话说“十聋九哑”，她就要让我成为那个唯一。

当时有热心的朋友推荐妈妈去西安市聋哑学校康复中心（现西安市第二聋哑学校）碰碰运气，但当时医生说我长期不发音，声带已经僵硬，发音能力已接近丧失的边缘。也有人劝妈妈不要再和命运抗争，教教孩子手语，再生一个孩子养儿防老就行。可我妈妈始终抱着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分努力的态度，立即向单位请了长假，带着我离开了故乡来到西安。这时我已四岁半，妈妈带着我在大雁塔附近的西影路上租了一间民房，距聋哑学校大约6公里。就在这间小小的民房里，我的人生开始艰难起航。

关于那段时间进行语言康复训练的记忆，相隔二十余年我也淡忘了大部分，主要靠着妈妈的诉说来填补我的这段回中的碎片。“难呐，实在是难呐！”妈妈至今说起来，还是满怀酸楚的感慨。

那时我和妈妈每天往返家和康复中心之间，开始了为期一年几近残酷的训练。犹记得当时妈妈是唯一在课堂陪读的家长，她在课堂上记着老师对我们进行语言康复的方法，每天回到家后，再按老师的教法一遍一遍跟我复习。（把孩子只交给康复老师带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杜绝，家长也应当明白自己其实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家里抓紧时间，不断的帮助孩子强化训练在学校所学内容，这点至关重要）

我先是从拼音学起，每天妈妈张大嘴巴不断重复，我观察妈妈的口型，摸着她的声带振动，对着镜子练习，可直到妈妈声音喊哑、嘴唇喊裂，我憋的满脸通红，可就连对正常人来说很简单的“a”也发不出来。我也很着急、焦虑，一遍遍的失去信心，变的不耐烦和暴躁。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说出来，即使发音不够标准，但也能稍微缓解下母亲的辛劳、看到她的笑容。可这一刻怎么也不肯轻易降临。

为了发准一些音，妈妈不得不用钢勺把儿压着我的舌根，压的我不断地流下口水，甚至呕吐起来，我那时常哇哇大哭，但等泪水没干，就得继续跟着同样心疼的妈妈投入到艰苦的训练中。有时候，为了练习念“P”这个拼音，我妈妈拿一张纸条放在唇前，让我看到正确发出这个音后纸条会随风飘动，然后我把听到的模糊声音和对让纸条飘动的口型相结合，反复模仿、反复练习，直到发音越来越接近“P”。对一个声带僵硬几近丧失发音能力的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艰难而又枯燥的事情。那时学发音真是一个个“憋”出来、“抠”出来的。（不仅仅让孩子用耳朵去听，更多的要注意调动他的视觉、触觉，调动孩子去主动摸索怎样正确的发音、全方位的去感受如何说话的积极性，家长们的动作或肢体语言也必不可少）

1991年冬季，我五岁。打我记事以来西安最冷的一年，最低温度达零下17度。住在四处漏风的屋里，即使生着炉子，第二天早上起来，被子外面一阵冰凉，洗脸毛巾也被冻得硬梆梆。妈妈抱着我，蜷缩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相互温暖与支撑着。雪一直在下，有段时间公交车也停了，我和妈妈每天就早早地起床，从家里走到学校。雪后的路很滑，我不断地滑倒，又不断地被妈妈拉起。就在这不断的跌倒与爬起中，妈妈就教我发“雪”、“滑”等字，一直走到那学生寥寥无几的教室。（在任何场景任何环境下随时可以帮助孩子进行训练，日常生活就是最好的教育素材，随看随教，随教随学）

每天晚上回家以后，妈妈总是将一天发生的事写下来，念给我听，再让我跟着说出来。慢慢地由我口述当天发生的事，妈妈用笔记录，我5岁半的时候，已掌握了少许拼音与汉字，便自己记录，并且要把写出来的东西念上一遍又一遍。（反复强化训练，是语言训练的根本，在这个过程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从学校到家里要倒一趟车，我和妈妈只坐一趟车，然后下来步行。每天晚饭后，妈妈会带我去一些繁华的地方。每个星期天也带着我在每一个公园度过。那时我总是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和了解的渴望，我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妈妈，然后再由妈妈帮我纠正发音。我还记得我总是在不同的地方能引起别人好奇或同情或鄙夷的眼光，这时候世界仿佛开始向我展现了它的多样性。但我和妈妈依然不管不顾坚持进行语言训练。现在回头看看，幸好那时候我们没有退缩，妈妈也没有觉得丢人或者难堪，而选择了迎难而上。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当时因此放弃，那我现在就会失去的更多，这种眼光也将会伴随我的一生。很快，我就能像正常孩子一样清楚地说话了，这在西安市聋哑学校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例。

后来我7岁时，在陕西电视台主办的、由鞠萍主持的青少年文艺汇演中，我作为聋哑孩子诗歌朗诵节目的领诵站在了舞台上，用自己的声音，向电视机前的观众表达自己的情感，倾诉自己的心声。那时候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语言的钥匙帮我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以后，我大步向前飞奔，离以前那封闭狭窄的无声世界渐行渐远。

三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我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可我在小学时候又遇上了新的困难。虽然戴着助听器，但毕竟和现在的助听器甚至耳蜗相差甚远，助听器除了放大声音之外，对我的帮助极其有限。即便我一直坐在第一排，但老师讲课毕竟和康复中心的老师讲课是不一样的，在语速稍快的情况下，我只能听到声音，但是分辨不清他们讲的究竟是什么，只能看着书或黑板来猜测老师的意思。

这样我又面临着新的挑战——辨认口型。然后我天天看着老师和同学的口型来揣摩，回家对着镜子再观察自己的口型。时间长了，我就能逐渐通过看口型来领会别人的意思。有一回，班主任为了帮助我适应口型，取消了当天讲课的计划，让全班同学来配合我，她拿起一块橡皮看着我，默声对我说，把它交给XX同学，然后我看懂了，就屁颠屁颠的把橡皮拿了过去，然后再由那位同学对我说，把它叫给XXX，类似于这样的方法训练了一节课，当时我和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现在回想起来，我发自内心的感动，谢谢这位老师想到的这种巧妙独特的方法，一方面训练我的观察口型能力，一方面能通过我和同学之间的互动，让我告别了一个人拔叶子的童年，重新回到正常人朋友的圈子，从而又在一起长大的过程里大家形成了一种内心的羁绊，这些小学同学，后来既是我的发小，也是我成长至今最好的朋友。

为了能够提高在课堂上听讲的效果，我每天在妈妈的帮助下利用中午和晚上预习接下来将要学习的内容。后来再大点，就变成了我自己提前预习，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这段时光犹如白驹过隙，我付出的努力比一般同学要多得多，所以我也获得了许多。从小学至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不敢说是拔尖儿，但也不丢人，最起码听力障碍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

1999年，我13岁，刚上初中，又面临着另一道难关——英语。刚开学那几天，听不准英语，更念不准。学习英语就相当于小时候学说汉语的过程从头再来，但是难度有所加大，因为这时候靠看口型基本是行不通的。傲娇如我是绝对不允许英语成为我的短板所在。爸爸当时作为知识分子在下乡接受再教育期间，有幸得到过一位清华大学老师的指点，自学过一段时间英语。这时候就由他来扛起对我进行英语训练的重担。每天晚上我和爸爸变着法子试着念清英语的音标，从元音开始，到各种辅音，可进展很慢，换来的只是爸爸的频频摇头。妈妈看着我们在家反复练习，往事艰难情景的回忆涌上心头。一连几天，当我们开始练习的时候，她总是悄悄走出家门。第四天晚上，我突然找到了英语发音的感觉，脑子里豁然开朗，发音也越来越接近爸爸的要求。当我妈妈走进家门后，爸爸郑重其事地告诉她：“放心吧，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于是我又闯过一道难关，而且英语这门对我来说最难的课程后来却成了我最喜欢的课程，还在学校举办的英语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初二那年，美国有关方面来中国考察特殊教育情况，我被邀请去参加相关的会议，在会上发表中、英文讲话，博得了美国客人的热烈掌声，尤其在会后与美国客人之间的口语交流，更让他们赞叹不已。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我是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孩子。

2002年，我16岁，就读于陕西省西安中学，由于前些年打下的基础，对新环境、新同学和新老师的适应也更加顺利。在周围同学和老师的关爱下，我的性格越来越开朗、乐观。那时的世界对我来说，就像灿烂的阳光，这一缕缕的阳光，不仅仅来自于为我生命奠基的父亲母亲，也来自我身边那片晴朗的天空，无数人对我关怀备至，保护甚至纵容我的成长。班主任把我一直放在第一排，给我指派全班性格最好的同桌来负责照顾我的学习，我到今天还记得她对我说：“孟捷，你上课只管好好听，不用操心记笔记，放学了抄我的就好。”下课后她还会检查下我的课本，有没有把老师布置的题目记对。后来她对我说：“我发现你上课时候，眼神从来没有离开过老师。”我想，这不仅仅是我听课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有了同学的帮忙，能让我更加心无旁骛。

那一年，我作为残疾人代表受到了国家残联主席邓朴方爷爷的接见，他握着我的手说道：“好好努力，你是残疾人的骄傲，一定要对自己有着更高的标准，要有着更远的追求，要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精彩。”

长大后，我发现身边的听障朋友喜欢自己组成一个小圈子，大家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但对融入正常人的世界还是感到不适应和别扭。我想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完整的经历过正常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就促使大家在原先的圈子里更加抱团，这是大部分听障朋友做出的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但我个人觉得，我们生命本该拥有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应该受到生理缺陷的限制而变的灰色和单调。现在的这些几岁小孩，在日新月异科技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层出不穷的助听器或耳蜗的帮助下，在教育理念越来越完善、进步的基础上，在父母的教育程度一代比一代高的条件下，语言康复过程应当比我们那时候容易，这帮孩子未来的上限远远高于那时的我们。所以我个人希望，现在的家长们（大部分跟我是同龄人），不但要抓紧时间、拿出耐心，反复摸索出最适合自己孩子的方法对孩子进行语言康复训练。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孩子的性格是否健全，心理是否阳光，他们能否有着未来去独立探索这个世界的勇气。因此你们需要对孩子有着格外的宽容，对孩子的行为、爱好有着足够的引导，而不是制止和批评，在孩提时代，为他们打下坚实的性格基础。我们这类人，本身就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比正常人要敏感，因为我们从小是更多的用眼睛观察这个世界，我们更能通过观察别人的言语、表情来感知、判断一些事情。我们缺少与别人足够的交流，缺少直接倾诉的本领，也缺少别人足够的关注和尊重。我们很容易被父母和朋友的鼓励带动起雄心壮志，也更容易被别人的批评和忽视而失去原先的信心，重新缩回到原先狭小的世界里。

四

也许生活给了我沉重的包袱，让我一路艰辛走来，也许你们会认为我便因此无力欣赏沿路的风景。其实我的生活并不是只有单调的学习说话和上学。我父母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为我打开了人生的大门，重新奠定了人生的基础，后来他们在我成长的路上，给予我的教育方式，始终为宽容、鼓励、不施加大人的主观意愿，允许我自己去广泛尝试，摸索，犯错、成长。

最开始6岁的时候，父母带我去北京旅游，买了很多玩具和《舒克和贝塔》《黑猫警长》以及一套四大名著简版。我一个人在家时，就喜欢把玩具在床上排列整齐，划分好战场，一边是几十名士兵，一边是十几只史前恐龙，双方在我的人工控制下展开各种鏖战，当然我会看心情来选择MEN VS WILD战争结局的走向。玩累了就看看书，碰见不会的字就猜测或者跳过。时间长了，看书始终都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但小人和恐龙越来越没劲，取而代之的就是小霸王游戏机，等我后来再大点，父母最初对我的玩具和书籍双边投资变为了向书本侧重倾斜，当然这是后话。

我在小学一年级就迷上足球，那时候我的愿望是出落为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在每期必买的《足球俱乐部》上逐渐了解到我们从来没有冲出亚洲过，那时我心中就暗暗立下雄心壮志，长大后带领国足雄赳赳气昂昂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二年级时我成了校足球队的成员，后来又参加了省体育场的足球训练班。每星期天一大早，就背上足球和一大瓶水，独自一人从西郊坐公交赶到南郊，下午再背上足球与空瓶子以及一身臭汗赶回家。后来又入选了陕西省三虎足球俱乐部，开始了更为正规与严格的训练。爸爸和对足球一窍不通的妈妈也因为我成了球迷。他们经常带我到现场看地方球队的比赛，自己参加的比赛他们更是每场必到。他们就是我最铁杆的球迷，陪着我享受了很多欢乐，也从来没有因为担心我练球会影响到学习成绩。在他们看来，培养爱好及锻炼与小伙伴交流能力的同时，顺便提高身体素质，比单纯的学习和做作业更为重要。

小学时，每天晚上我总喜欢把白天看到的景物或事情用笔画出来，久而久之强化了我的观察力、想象力以及对美的感受，98年我的一个绘画作品还获得了全国书画大赛优秀奖。虽然这个兴趣不敌别的爱好而逐渐放弃了，但我到现在还是经常去美术馆之类的地方看展览，也因此认识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朋友。

再后来，随着年龄增长，爱好也逐渐增加，例如篮球、台球、乒乓球、滑雪、游戏机、非洲鼓等等，正是因为有了更多的爱好，我在上学期间，更得以充分的和不同的人交流，不仅仅获得语言上的锻炼，更重要的是见识到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想法，学会了和平共处，彼此尊重差异的存在。

写到这里，我想给各位家长表达的意思主要是，首先要对孩子充满耐心，克服自己的惰性，陪着孩子不断打好语言康复的基础；其次对孩子的成长要充满包容，多多鼓励和引导，鼓励孩子多看书，多培养爱好，多跟周围小朋友交流，逐渐打开自己的内心、完善自己的性格。有了这两点，以后孩子在脱离你们照顾的时候，也能自己独立、快乐的融合在这个世界里。

五

后来很多人说，我和父母创造了奇迹。其实我只觉得，当时我学说话，只是为了以后生活的更好，因此一遍遍的苦练加苦练，经历在别人看来难以承受的苦难。付出必有回报，那么这就是我应该得到的结局，而不是上天眷顾的奇迹。幸好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得诸如辛苦、疲惫、痛苦之类的词眼，完全靠着孩童时期的好奇心理驱动，加上妈妈的不断鞭策才得以学会说话。

在这个阶段里，累的永远不会是孩子，而是父亲和母亲。因为人年龄越大，越容易感到疲惫和失望。人生或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选择逃避躲进心里的舒服区域是我们人类共有的天性，我们都怕承受痛苦，遇到问题第一个想法往往是逃避而非解决。但逃避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我们陷入更大的麻烦和痛苦轮回。因此我很感激我的父亲母亲，始终对我没有放弃希望，始终怀着异于常人勇往无前的气概，在黑暗中奋起，带领着我一路乘风破浪。一路走来，直面无数的痛苦，才换来我们共同的心灵进步和成长。

最后，分享一句我看到的话送给大家一起共勉：智者的梦再美，也不如愚人实干的脚印。古之成大事者，必有坚韧不拔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