钒钒刚满2岁，小嘴咿咿呀呀地往外蹦词———“妈妈”“阿姨”“爸爸”……钒钒妈听着很感慨，这是一个双侧耳聋的宝宝。出生不久，钒钒就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并找到新华医院开始接受言语康复训练。

　　戴上人工耳蜗并不是治疗的终点，只有言语康复，才能让“耳蜗宝宝”和日益增加的“耳蜗老人”真正回归正常生活。昨天，新华医院宣布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医学院合作成立新华—渥太华听力言语诊疗康复中心。这个全国首家一站式听力言语诊疗康复中心，希望能够填补耳蜗植入后的“最后一公里”。

　　戴上耳蜗不是终点，言语康复不可或缺

　　钒钒出生后不久就被确诊为双侧耳聋。在一家三甲医院，他接受了双侧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去年10月，在度过手术后最初的疼痛期后，戴上两个耳蜗的钒钒回到这家医院，医生给他打开耳蜗，调试音量。钒钒第一次听见世界的声音。

　　“接着怎么办，我们有些茫然。”钒钒妈说，孩子戴上耳蜗并不适应，“也许是突然有声音了，他并不习惯，会去拉拽，甚至会感觉有点吵。”

　　戴上耳蜗不是治疗的终点，医生告诉记者，人类产生言语分三环节，第一环节是声音的传入，第二环节是大脑处理听觉信号整合成语言符号，第三环节是言语产生，由此可见，言语康复不可或缺。“理想的状态是，医院在植入耳蜗前就告诉这些家庭，如何训练孩子发音，在植入耳蜗后，马上跟进言语康复训练。”新华医院康复科主任杜青告诉记者。

　　我国0至6岁听力残疾儿童约13.7万人。2002年起，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项目，统计显示，全国筛查率约为77.4%，上海已达98%。新生儿听力筛查普及、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技术的进步，让很多先天性听力障碍的孩子有了“听得到、能够说”的机会，他们得以回归普通教育体系。2012年前，上海聋校每年新生人数约在五六十人，如今，年入学人数降到5人以内。

　　这些有听障的孩子在普通教育体系内过得好不好，有没有真正融入社会？这一直是国际上听力言语诊疗康复工作者的一大核心任务。上海新华医院的一群医务人员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希望像钒钒妈这样的家长在寻找言语康复训练时不再“求医无门”。

　　据介绍，新华—渥太华听力言语诊疗康复中心，由新华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与康复医学科合作，将听障诊疗目标从原来的“能听会讲”提升至“能说会道”，把术前康复指导、术后康复关口前移和家庭康复指导的理念，一站式融合在听障患者的治疗中，让更多听障孩子尽早恢复言语功能。

　　中国言语康复师缺口达25万人，制约耳蜗功效

　　根据国外实践经验，“耳蜗宝宝”回归正常学校，不只是医生的工作。在渥太华，医生、家庭和教育者会组成一个团队，一旦有患儿被确诊有听力障碍后，孩子会进入一个多学科评估平台，除耳鼻喉科医生，还有康复医生、心理学家、言语病理学家等共同参与早期治疗。

　　专家介绍，在加拿大，完成人工耳蜗手术后，患儿至少需要进行一年的规范化康复治疗和言语训练。在康复治疗和言语训练中，除了训练患儿，治疗师更重要的任务是引导家庭长期训练。当患儿回归普通学校后，教育者与治疗团队适时沟通，患儿依然会持续获得针对性治疗。

　　新华—渥太华听力言语诊疗康复中心借鉴了渥太华大学医学院的模式，将提倡以家庭为中心的诊疗康复模式，搭建集“家庭—医院—社会(教育)”协作的支持体系，共同帮助听障人士回归社会。

　　这一中心也将承担“培训言语康复训练师”的工作，打造比肩国际前沿水准的言语康复师培训中心和实习实训基地。按国际标准要求，每10万人口应配备20名言语治疗师，而我国目前从事言语治疗的专业人员不足1万人，按国际标准，我国言语治疗师缺口达25万人。

　　“另外，美国310所大学设有语言病理专业，我国仅有6所高校开设言语治疗学相关专业，2012年我国听力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不到400人。”新华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杨军告诉记者，言语治疗师队伍缺口巨大，言语康复“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工耳蜗发挥更大的效力。

　　探索听障康复的上海模式，引领全国发展

　　杨军称，这个听力言语诊疗康复中心是基于新华医院过去数十年听力障碍诊治中心工作的多学科参与的“升级版”中心，这种升级能将医生日趋精细的手术效果更好地发挥出来。

　　“听力言语康复的最终目标是通过长期、系统、全面的治疗与康复手段，使患者尽可能地重建听力言语技能，完全回归社会。”新华医院院长孙锟谈到，由于语言及文化的差异，言语训练必须具备极强的本地化特色，汉语言本身又非常复杂，新华—渥太华听力言语诊疗康复中心还将通过数据整合和分析，形成并确立适合中国听障人士听力、言语、语言训练的评估、治疗、康复及效果评估的方案及临床指南。

　　在加拿大渥太华医学院院长雅克？布拉德温看来，希望此次合作促成探索中国化的听障康复示范项目，探索出上海模式，引领全国发展，造福更多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