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残疾孩子是折翼的天使，那么特殊教育教师就是为他们插上翅膀的人。随着我国特殊教育发展进入“大步跨越”的时代，特教教师群体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与关怀。无论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还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都要求加快推进特殊教育发展，也为特教师资发展插上了翅膀。

不过，由于历史欠账多，情况多元复杂，特教师资仍面临一些难题。在国家大力投资特教、重视特教师资培养的背景下，发展中的特教师资短板何在？特教师资发展还要越过几道坎？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数量坎：“一直涨”和“依旧缺”

4.37万人，这一《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的特教学校专任教师人数，在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所长王雁看来，虽然不能算多，但已是令人欣喜的数字。

“这在以往是不能想象的，2009年之前，我国特殊教育专职教师人数一直在3万人的关口上下徘徊，现在已走出低谷。”2008年，王雁曾带领她的团队到全国各地调研特教师资情况，所到学校，校长纷纷抱怨招不到老师。

特教师资人数大幅上扬，与国家大力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分不开。北京师范大学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主任顾定倩对此感受深切，他说：“这几年出台的文件，无论是教育规划纲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还是《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对特教师资的支持和投入力度都极大，很多地方也在出台特教教师队伍建设的改进方案。”

不过，尽管增幅巨大，但要清除历史欠账，并非朝夕之功。尤其在面对246万残疾学龄儿童时，4万多人的师资队伍仍显不足。

“河道干涸的原因，是源头的水源不足。”王雁说。

王雁介绍，我国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的院校在不断增加，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等近60所高校设置了特殊教育（师范类）专业。

不过，一些学校的特殊教育将培养重点向研究型人才倾斜，使得人才在出口处“易往上难往下”。王雁所在的北师大教育学部已在进行本科阶段不分专业，按教育学一级学科进行宽口径培养的实验，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出口。目前，每年培养的近12名特教专业的硕士、博士大部分去了研究机构，真正补充到基层一线的很少。

“一方面在培养，一方面在流失”也是重要原因。顾定倩告诉记者，特殊教育专业在招生的时候名额是固定的，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但在学生就业时则是市场经济，学生自由选择，其中一部分流失。其原因有教师待遇问题、社会观念问题，也有本人的职业认同问题。

另一方面，随班就读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特殊儿童的入学方式，这对特教师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慧兰就致力于推广在随班就读班级配备言语治疗师，来提高聋儿的社会融入能力。如今，身为徐州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副平台长的她却发现，在大陆推广这一项目面临着师资匮乏的掣肘。

在这种情况下，“特教不够普教凑”成了无奈之选。在徐州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特教专业毕业的教师仅占学校专任教师的20%左右，大多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学历只有专科。

“现在这20%也开始缩水。”校长裴红光说。2002年之后由于徐州市要求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招聘教职工必须具有大学本科学历，而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只具有专科学历，不符合要求，而本科特教毕业生人数有限。“这几年学校一直没有招到特教专业毕业生。”

为此，最近几年，只要一到教师招考的当口，裴红光就往教育局和人社部门跑。他希望能够为特教学校争取到一定的招聘教师人事自主权，并降低学历门槛。“特教学生和普教学生参加统一的招聘考试，本来就不占优势，现在又要求本科学历，导致很多岗位报名人数达不到开考比例，白白浪费了招聘指标。”

编制核定更让校长们头疼。

“还缺20个指标”，宁夏一所特教学校的校长章韦一直在设法争取编制。他解释说：“许多地方参考当地普校教师配备标准核定特教学校教师编制，致使许多特教学校编制数额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学校康复部的老师绝大部分为非在编，尽管学校与他们签了劳动合同，办理了有关保险，但由于没有编制，他们随时可能拍拍屁股走人。”章韦无奈地告诉记者，“在我们这里，编制是留住特教人才最后的筹码。”

其实，对于编制标准，《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各省级有关部门要根据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少、班额小、寄宿生多等特点，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特教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不过，和很多教育难题一样，在省级统筹的逻辑下，编制配备标准的“东西之别”成了特教难以冲破的关隘。一方面，有的西部省份吃不饱，另一方面，有的东部省份却吃不了。一位特教专家告诉记者：“北上广的一些特校编制根本用不了，如果按编制把教师招满，连办公室都不够用。”

质量坎：“懵懂入”和“缺标准”

“职前培训？”听到记者的提问，成都市一所培智学校的教师文一梅蹙了蹙眉头。9年前，她从普教口毕业，带着懵懂和热情闯入这个她完全陌生的行业。“站上讲台前，没有接触过一位听障儿童”的她，却发现此时至关重要的职前培训并没有帮她多少。她说，我们只是与普教老师一起上一些通识课程，涉及特教的培训，当时只发了一本《中国手语》自己回去啃。

对此，王雁不觉得诧异。“别说是西部，就连北上广也缺乏具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职前培训系统，经常是一校一个样，校校不同天。”据她介绍，目前特教教师新入职后，在一年实习期内，仅有一些与普通教师入职培训类似的培训，目前尚无一套完整的特教教师入职培训制度。

职前培训面临的问题，与特教师资标准尚未出台不无关系。王雁说，国家层面尚未形成特殊教育教师资格标准。

尽管1994年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残疾人教育师资资格证书制度”，但并未对特教教师资格制度的具体内容做出规定，在准入资格、等级评定等方面也无明确的规定。至今，我国的教师资格类型中仍然没有设置“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这一类型。

缺乏标准意味着特教教师只要有“教师资格证”，再通过和普教相差无几的招聘考试，就能成为特教教师。因为入口关不严，一些地方优先考虑把一些非公办的普教教师转为拥有正式身份的特教教师。从这个角度说，特教教师资格标准的出台，无疑能够扎紧特教教师任用的入口关。

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目前，上海市已经实行了“特殊教育资格证书”制度，涉及盲校、聋校、培智学校、工读学校四类教师，规定了各类教师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要求，并从2002年开始对上海市特殊教育领域的新晋教师提出岗位证书培训要求。

对于“标准”，教育部也十分重视。今年，教育部师范司委托北师大和南京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共同起草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北师大的牵头人正是王雁。王雁说，她希望以此筑起一道水坝，抬高特教师资培训和培养的“水位”。

同样显示出国家发展特教师资决心的是，随着国培计划的推进，特教师资的专业培训问题已经得到大大改善。从2010年起，教育部将特教教师培训全面纳入国培计划统筹实施，并与中国残联合作，共同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举办了多期特殊教育学校校长、骨干教师和教研员的培训班。顾定倩告诉记者，以北师大为例，当前已经在办第八期特教国培师资培训班，一些省级的特教高校培训基地也在承担培训计划，如西南大学、郑州师范学院、成都大学等。不仅如此，教育部高等学校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已经成立，国培计划的课程方案也已经正式出版，特殊教育教师的国培计划课程方案也包括其中。

要提高特教教师的专业水平，还得往根上刨，解决好“师资的师资”问题。顾定倩说：“当前培养特教师资的院校数量已经大大增加，但是这些院校本身的师资力量有待加强，一些培养特教师资的院校教师没有受过特教训练。”

另一方面，有专家指出，从出口端看，当前特教学校更需要的是学科教师，高等院校特教专业的学科体系应该是学科加特教，而当前的特教专业往往是宽口径的，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更适合做教学科研工作和行政工作，这也是制约特教师资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